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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法官的命门在哪里?

2019/9/16 21:37:55

落马法官的命门在哪里?

从2015年7月12日开始,2008年落马的黄松有不再会孤单了。在此之前,每当时政记者梳理其中国反腐败成果时,总会如此形容黄松有——1949年以后落马的最高级别司法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12日,中纪委官网公布了最高法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奚晓明的落马消息。他成为7年后又一位落马的最高法副院长,他和黄松有也是曾经同事。

 

此举的一个意义在于司法领域终于有了大老虎。反腐风暴几乎涉及了所有领域与部门,不过在“刀把子”中,检察院与法院还没掀起什么涟漪。这一次,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依法治国这个大背景下,查办司法官员显然不是打脸而是在长脸。

 

那么法官落马的命门在哪里?法官的寻租空间又在哪些地方呢?对于法官所存在的腐败问题,也可以划分为两个脉络——业务与政务。在业务层面,干预审判与执行腐败是法官落马的特殊性所在。而执行腐败与牟利堪称法官落马的命门,多数法官的落马均与此有关。

 

由于中国的司法管理体制,地方高院负责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其他部门转任的,而不是从业务条线上擢升的。所以一些地方高院院长的落马,并非因司法腐败所致,而是此前在担任其他职务时触犯了党纪国法。例如原辽宁省高院院长田凤岐,他被查处的主要原因是在担任沈阳市委副书记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申请银行贷款、成立房地产公司、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取利益并收受了巨额贿赂。

 

另一类则是涉及其在法院的领导职务,如选人用人、法院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田凤岐在担任辽宁省高院院长期间,曾为他人在承揽法院办公大楼工程设计、工程装修等方面牟取利益。而辽宁省大连市中院原院长李威落马也与人事调动及工程承揽。

 

以上是都是与政务有关的腐败问题,这类腐败广泛见于各个领域,并无司法腐败的特殊。在业务层面的司法腐败,则主要与干预审判、执行牟利有关。

 

“上海观察”发现,在司法腐败中,由法官主导的审判干预,往往见于经济领域。

 

法官在经济领域干预审判往往存在着与商人的共谋。例如,原广东省高院院长麦崇楷就曾以干预审判的方式,为其背后的献金商人简氏牟利。

 

此前落马的大连中院院长李威则直接将司法作为私器为其家人牟利。2009年初,安徽籍企业家彭湃与李威弟弟李峰在投资一处房产项目时发生经济纠纷。为了给弟弟牟利,在李威的直接干预下,以挪用公款的罪名,判处彭湃20年有期徒刑。

 

因此,黄松有与奚晓明的落马也并非是巧合了。因为两人都曾负责过民商事审判的工作,也都直接以二级大法官审理过案件。同样,他们也都与商人有着某种联系。黄松有与中诚广场案有关,背后与黄光裕有着勾连。而此次坊间也称,奚晓明与山西前首富张新明的案件有关,起因则是百亿矿山争夺案的判决(最高法二审)与执行。而据财新网报道,奚晓明在吉林大学的一位同学是张新明的代理律师,而在此案的诉讼中,张新明被怀疑得到了奚晓明的帮助。

 

英国哲学家培根著有《论司法》一书,内载有“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司法作为一种最终救济的手段,若是失效后果十分严重。此类直接干预审判的案件出现,消极影响更大,因为相关判决很可能作为一种被广泛参考的对象。

 

例如前文提及的张新明矿山争夺案,奚晓明在2013年编著出版的法学著作《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2012)公司与金融》一书中,曾将此案作为“如何判断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予解除”的案例解读。

 

并非所有法官都能够或者敢干预审判的过程,但是与经济类案件有关的执行层面,为法官们提供了更多司法腐败的空间,这种腐败被称为执行腐败。

 

在执行腐败中,拍卖一项就提供了丰富的法官逐利空间。在下连破产企业、上牵审理破产案的法院、中间串联着清算机构、拍卖公司和债权银行的“腐败链条”中,“利益输送”成为一个个破产案审结必备的“润滑剂”。在这其中,每个环节都可以做手脚,法官可以让相关利益人染指其中。

 

前文提及的中诚广场案,就涉及了广东省高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1997年,该项目开发商因多种原因停止施工,该工程沦为烂尾楼,后因借贷、拖欠工程款等原因遭遇诉讼。1998年进入执行程序。由于项目收购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广州市中院在执行中遇到的重大问题,须逐级上报至最高法院。由于广东省高院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而身为广东省高院执行局局长的杨贤才自然是参与其中的关键人物。在中诚广场案中,通过杨贤才执行局局长的身份,让接盘广州金贸公司通过倒手赚了4亿之多。此案也直接导致了黄松有的落马。